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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胜博官网 日期:2021-03-09 18:06 人气:

  本身的提法还是有问题,还是在说来源于国有,来源于民企、外资的。但是这个提法本身是消灭这个东西,通过混合所有制逐渐淡化而不是继续保留。

  评估出来的价格高于交易的价格就把国有资产流失了,评估价格和交易价格吻合,评估师里外不是人,评估也是不现实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到市场价格,也可能让评估制度发生革命性变化。

  李曙光:国企国进民退还是国民相近,或是国大进民小进,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观念、决策考量当中。政治上对民营企业是不是放心?很多地方领导更多是要这个事别走太快,不想出事。具体的方案中第一个是不要有责任,这是技术问题。民营企业是很市场化的,要进去肯定有利可图,在法律框架里面要有利益,从技术层面两者的心态不在一个平台上。所以我们现在是屁股一头热。从国资角度,特别是决策层讲这个想法非常强烈,从民营企业来讲更多是看机会的可靠性和利益最高化的可能性,以及操作当中具体的作为。

  前不久民营企业在聚会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有一些地方是动员他们去混合,但有的地方是不自愿的,进去以后是开门迎客,还是关门打狗?是不是市场建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很多企业是退不下来。要着力解决政商结合的问题,另外要解决政府依法行政的问题,我们很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很低。另外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

  王杰:现在发展混合所有制,可能会对原来企业运作、国资监管的套路发生不定性的变化。

  像锦江这次引进了北京鸿毅资本,北京鸿毅是柳传志下面的基金,通过二级平台成为第二大股东,我跟他们董事长谈,问为什么看中锦江,他说锦江兼备地产和服务业的特性,他也看好这个团队,因为锦江从2003年重组以后一直在探索市场化的运转。所以这次鸿毅进来应该从战略层面而不是从财务投资者的层面,这解决我们如何来引进,什么层面引进的问题。评估出来的价格高于交易的价格就把国有资产流失了,评估价格和交易价格吻合,评估师里外不是人,评估也是不现实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到市场价格,也可能让评估制度发生革命性变化。

  鸿毅进来,我们完全按照资本市场公开透明的规格做,可能在运作上也会带来一些变化。特别是公司治理层面,变化会更加大。我们在国有企业干了很多年,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很不完善,首先体现在国有资本到底是听谁的。我之前参加一个论坛,有一个人不理解国有企业到底有没有战略。我说像锦江这样的企业是有战略的,但是因为是国有企业,战略还是要听国家的。今后的战略到底听谁的?混合所有制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股东来制订战略,可能就是市场化。现在其实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很现实。

  企业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赚钱,如何做大产业,如何在自己的产业领域里面独占鳌头,如何给企业发展提供支撑,也是我非常看中混合所有制提出以后下一步的更高层面的政策和方案。这一次中央国资委比较被动,各个省市出了系统性的文件,最后搞了一个方案,争论比较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很孤立,争论大的话做起来很麻烦。上海最近公布的混合所有制12条,从现在全国情况看,上海含金量比较高。上海混合所有制在资本平台运作,通过整体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形式。国有资本退到哪个部分,国有股份退到多少,能不能退到第一大股东,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的。像锦江,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成为旅游产业类的控股集团,可能我前年收购了美国的400家酒店,我接下来会是3到4000家酒店,那锦江的资产一半在国内一半在境内,这样就符合国际集团的面貌,可能有两个总部,这样改革的话,也要混合所有制在理论和实务上的突破。

  李曙光:混合所有制,现在更多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更多是党的主张。当然我们有一些法律依据,比如公司法、合同法,但是法律问题跟政治还是有冲突的。第一个冲突是混合的方式,因为一旦进入到混合的具体操作当中,马上涉及法律政策依据。江苏国企改革也提出资产证券化,让国有企业上市、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突破问题,这个过程中在资产的重组、并购和协议交易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法律问题。

  目前,在不同的领域、在资本市场和非上市资本市场的政策和法律还是比较零乱的。股权比例限制的问题,民营企业很多地方涉及的比例最多不可以超过多少,包括竞争类的企业。还有法律制度的不平衡,在具体的设计当中遇到讨价还价,国企一直到现在还是董事长专制,这个职位的归属很重要,还有经营和财务控制权。关键要加强一些法律的修改以满足混合所有制的需要。

  这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心是司法改革,现在中央政法委在引导司法改革,是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这个改革对于无论混合所有制还是对未来的市场都会带来非常正面的外部环境,所以司法改革对下一个经济改革也会起到非常大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张晖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文化,市场经济很难真正建立起来。讨论“混合所有制”不能只是在经济理论意义上加以讨论,实际上,伴随混合所有制形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被普遍采用,必然关联存在着资本主体(所有者)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变化。

  如前所述,混合所有制发轫于这样的历史时刻,即生产力发展超出个人资本能力,资本需要联合使用运营,才能更好地适应生产力进步的要求。这就有了单个资本主体对个人能力局限性的认同理解,于是就有了在实践中的开放联合,实际上就是作为资本所有者不再是简单地以自身个体的逐利判断行事,而是选择合作,表明资本主体具有“开放的胸襟”;其次,这种联合出资行为,彼此之间必然需要有相互尊重,共同遵守一定的议事规则。因此,单个资本主体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即产权权利平等。这就是所谓“产权关系的平等性”,“同股同权同利”,基于股权平等基础上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议事规则,即所谓“产业民主主义”。再次,这种单个资本之间的权利都受到法律保护。这是全社会的一种法治精神。

  以上分析表明,混合所有制经济运行发展,以产权关系的“开放性”、产权权力关系和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产权关系维系方式的“法制性”为底蕴。

  联系检讨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情况,在我们的既有观念、传统理论和日常管理行为中,先验地存在着对于“公有制”、“私有制”性质认识上的情感色彩,总是偏好于“公有”,总是认为“私有制”是落后的,首先要加以否定和消灭的经济形式。甚至在政策设计和上存在对“私有制”的“歧视”。既有的传统累积形成了“国有经济”、公有制资本似乎天然地高一个等级、具有特权,造成公司之间的“不平等”,欠缺公平的法治环境和行为方式。

  由此我们可以引申提出,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需要在综合配套改革上下功夫,绝不能只是“为混合而混合”。换句话说,就是需要配套创造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类条件。比如,经济运行的资源配置方式、思维取向上是“计划”还是“市场”;是“实物型资源配置”工作内容方式还是货币价值资源配置工作内容方式;追求简单的数量控制还是注重实际的功能控制,等等。

  进一步说,公有制与私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的人文环境,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建设。包括,基本人权保障、财产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等等。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义“所有制”。马克思定义的所有制是马克思时代的,今天的所有制要重新定义,当全社会居民自身都拥有一定的储蓄能力,基于市场发育的金融产品多样化,居民具有投资理财能力,通过混合所有动员个人资本,有可能出现新型联合资本所有制—公有制,这将会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有新的发展。促成资本民主机制的发育,现代民主制度成为公有制相对高效率运行的重要条件。

  高富平(华东政法大学财产法研究院院长):从法学的角度,市场经济是去身份去属性,而国企、民企,都是身份标准,而在市场经济里面不管谁出资,到了市场的领域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交易的财产。混合所有制的目标应该是拒绝,而不是再去贴标签,越贴越混乱。混合所有制本身的提法还是有问题,还是在说来源于国有,来源于民企、外资的。但是这个提法本身是消灭这个东西,通过混合所有制逐渐淡化而不是继续保留。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主体立法就是去身份,投资人有身份,但到了企业这个主体是没有身份的,都是平等的。如果一个行业可以准入,那么是以企业身份准入,现在实行的不分身份进入市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树立市场主体没有身份,但投资人是有身份的,投资人是国家就是国家的,个人就是个人的,这才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去身份、去标签、去属性,还原市场主体。

  王杰:今年7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施行20周年,人类只用了300年左右的时间,即人类历史的千分之一不到的时间,创造了世界上近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而这些财富的创造主体就是公司。

  公司是西方法理社会演化出来的产物。马克思说:“公司化的资本加科学化的管理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公司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不同要素的所有者可以组织在一起,合作生产出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获得各自的收入。也正是公司这种组织方式,推动了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全人类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没有公司制度,就不会有市场经济,更不会有世界范围的分工合作和经济的全球化。应该说,公司治理问题受到如此普遍的关注和研究对改进市场经济的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是非常有意义的。

  公司法的核心就是要保护股东的利益,而实现股东利益的关键则是落实公司治理的原则。公司治理又称法人治理结构,是指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架构,主要调整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依法依规依章程。

  在学术界,参与公司治理研究的不仅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而且包括金融学家、会计学家、管理学家、政治学家,甚至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化学者。在各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立法和制定公约的重要议程。在产业界,完善公司治理已成为公司董事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公司的董事会成立了“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

  在中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几乎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代名词,也是在诸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样一些监管机构工作的官员的口头禅,这些机构发的法规性文件有相当部分可以划归于“公司治理指引”。

  我认为首先,公司治理应该关注和调整好宏观界面的法律关系:包括在国家所有者的所有权、出资人制度安排、股东的公平待遇、利益相关人的法律关系、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公司的社会责任等各方面。这里必须解决好经济法和民商法的协调和完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和调整好微观界面的法律关系: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权利和义务,而在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良好的董事会结构和规范的董事会建设更是公司治理的关键和核心,这里必须落实好公司法的各项规定,公司法修改的时候,我曾经推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可能会废止,但是国有资产法颁布以来,我的想法又有了改变。因为2006年的公司法大幅度引进国际规则,我就想到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报告中讲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给人一种信心,中国国有企业的民商法主体地位将确定在世界的形象当中。但是国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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